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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岁“老年教育之星”杜子才:初心不泯总是春

来源于:        发布时间 2019-08-07 12:16:31

红烛点燃了夕阳,晚霞映红了天际。“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根据百度近期公布的数据,中国目前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之多,成为全球老年人口总数最多的国家。大批老年人强烈呼吁,希望促进老年人继续社会化,生活、生命质量有所提高,为国为家再作贡献。这是新时代涉及千家万户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呼唤!

在江城武汉的东湖之滨,有一位百岁高龄的老人——原武汉老年大学开创者和资深老校长、“中国老年教育事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杜子才,他用行动诠释了这一重要观念和价值的实践。他领军的我国最早的老年大学之一的武汉老年大学,以创办早、规模大、成绩显著闻名全国,成为我国老年教育的领头雁和示范点,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在武汉发布了杜子才等起草的“确保老年人受到教育的”《武汉宣言》,得到国际组织和友人的高度评价。

中国百岁"老年教育之星"杜子才:初心不泯总是春

 

人生几许休相问,不泯童心总是春。走进杜子才,相知、仰慕其多彩人生,笔者了解到他的一生历经了三个阶段:

烽火岁月——创办进步学生导报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杜子才就出生在湖北省仙桃市一户农家(原沔阳县仙桃镇)。他从小读过私塾、当过放牛娃、干过农活。武汉沦陷后,他于1940年上半年完成高中学业。当时,他在与同班几位要好同学的亲密交往中,共同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并经常进行思想交流。在人生意义的探索中很快接受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1940年10月17日,由当时建始县委书记孙士祥监誓入党,1941年秋杜子才和另一位要好同党同学魏世桢考入了复旦大学,成为一名新闻系大学生。很快,又有一位湖北枝江的同党同学陈以文三人自发组合如同一个党小组活动在复旦校园里。

当时党对白区青年工作的方针是“三勤”: 即“勤学、勤业、勤交友”。 杜子才他们一方面认真学好功课,积累科学文化知识, 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当时重庆复旦分校较为有利的小环境,谨慎勤学,公开发行《新华日报》和党刊《群众》以及马列著作与进步书刊,建立开展各种社团活动。杜子才当时和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胡作霖(1949年牺牲于渣滓洞)在新闻系成立了“新闻学会”。在中共南方局复旦地下“据点”和陈望道系主任、周谷城教授的支持掩护下,新闻系进步力量逐步崛起。1943年下学期,在中共南方局复旦“据点”的指导下,杜子才又参与建立了“十月同盟”地下组织,统筹协调全校进步活动。抗战后期,他和学生会决心自办报刊,自筹资金、自己撰稿、自己编辑、自办发行,参与这个组织和工作的同学和热心朋友不仅可以完全无偿帮忙,而且还可挤出微薄生活费用和动员亲朋好友大帮小助,集腋成裘。杜子才的办报思路和想法深受复旦的陈以文、魏世桢和中央大学的仓孝和等一批同学的赞同鼓励,仅用一两个月时间,《中国学生导报社》就在复旦校园里破土而出。

1944年7月4日下午,在重庆北碚夏坝嘉陵江畔的“江风”茶馆里,以复旦大学新闻系同学为主,诚邀外文、史地、政治、经济、统计、化学等学系的30多位同学参加,举行了《中国学生导报社》成立会。会议通过了办报方案,推定杜子才为总干事(后改称社长),确定了编辑部、经理部、推进委员会、财经委员会等四个职能部门及其负责人,并对多数参会同学明确了各自职责。从此,在《中国学生导报》社的旗帜下,以出版导报为中心,他们积极开展了各种宣传活动。关于《中国学生导报》的影响,后来中国人民大学著名教授甘惜分先生在《新闻学大辞典》的条目中称:《中国学生导报》为“中国现代进步学生报纸,是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四开周报。”著名教授李瑞良先生编审编著的《中国出版编年史》增订版的《中国学生导报》条目也对其作了充分介绍后指出“《导报》的编辑出版,显示了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学生运动的延续与发展,发挥了近代报纸的战斗作用。”

《中国学生导报社》成立会后,及时得到了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的直接领导。青年组长刘光同志对“中导”工作给予了具体指导,对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多次肯定,这种联系一直延续到1946年杜子才奉命从重庆、上海的公开活动转移到武汉地下工作之时。

解放前的黎明——继承红岩战友遗志

抗日战争胜利后, 1946年初春,在内迁的复旦大学就要复员回上海的前夕,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研究决定:《中国学生导报社》在上海设总社,在重庆设分社。杜子才任总社社长,陈以文任总社副社长兼任重庆分社社长。《中国学生导报》分别出版沪版和渝版。同年5月中旬,杜子才赶到上海赴任,陈以文暂留重庆工作。但就在此时,国民党疯狂地开始了全面内战的发动,加紧了对民主运动和进步人士的镇压和迫害,沪版《中国学生导报》被迫停刊,在沪的“中导”社员由南方局青年组另作安排。此时的杜子才因在重庆和上海的积极活动,早被敌特注意。于是在同年9月奉党组织之命转移到武汉进行地下工作,参与准备和迎接武汉解放的斗争。

据卜林、罗紫同志在《最后的斗争》(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年)一文中回忆,1949年11月14日,国民党特务看守所长李磊、管理组长徐贵林从渣滓洞男牢房提出了陈以文(中国学生导报副社长)、杨虞裳,从女牢房提出了江竹筠(江姐)、李青林等29名英勇不屈的无产阶级战士走向刑场,他们高呼口号,在中美合作所的电台岚垭慷慨就义。烈士们在全国解放前夕,在新中国黎明的礼炮声中,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业洒尽了青春的鲜血。杜子才深情地说:“70年来,以文的身影总在我的脑海里浮现,为了永远纪念他,我将已命名为佐工的儿子改名佐文。我总想着,他活着多好,为有忠魂昭日月,九州处处开红梅,红岩精神将激励和鼓舞千千万万个后来人”。

杜子才转移回汉,担任了地下中共武汉市工作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书记,时年仅26岁。杜子才在白色恐怖下,千方百计寻找老同学,结交老同事,接头同党人,很快在汉口二曜路办了一个“敬业补习学校”,自己担任校委会主任,他经常邀集一些进步青年聚会于此,这里成为他到汉初期建立的第一个工作据点。为了进一步开辟学校工作, 1947年初,杜子才又秘密联系多方力量,主办了一个带有中间色彩的《现代学生》杂志,通过这个杂志的通讯和发行网建设,很快发现和联系上约40多个有进步倾向的大中学生和教师。同年国民党武汉“六一”大逮捕时,有的学生、教师被捕,《现代学生》杂志停刊,杜子才随即撤离武昌住所搬到汉口汉正街一个小巷子里暂时隐蔽。此时在初心和使命驱动下,杜子才根据上海局青年组派来在汉工作的主要成员刘实同志意见,与另两位地下党员在汉口中山大道一家木器店楼上开了两次会,组成了一个由杜子才为队长的“新民主主义工作队”的地下组织,筹划在公教人员和企事业职工中发展壮大进步力量。不久,上级党的派员黎智同志来汉,将南方局青年组、上海局青年组和组织部分别派来武汉的力量统一整合起来开展工作。当时黎智同志找杜子才谈了话,明确由上级陈克东与杜子才联系,同年8月,陈克东同志代表党组织郑重地通知他:经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审查其入党情况和隐蔽期间的政治表现,正式批准恢复杜子才1940年入党的党籍,同时宣布杜子才参与组成以陈克东为组长的武汉地区党的教育工作组,接着又建立了以杜子才为书记的党的文教工作委员会。从此,杜子才怀揣初心和使命和他的战友们继续在冲破黎明前黑暗的夜幕中战斗。

窗外,雨丝阵阵。杜子才娓娓道出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在武汉地下工作时,他曾因叛徒出卖险些被捕。他成功出逃武汉却又在韩国被捕。他屡遇险境却屡次化险为夷。他说,搞地下工作最“怕”什么?——凶恶的敌人?危险的任务?都不是。最可怕的就是内部出现叛徒!

在武汉解放的11个月前,就曾出现过一次因叛徒出卖导致14人被捕,致使武汉地下党遭遇最严重破坏,不得不被迫暂退香港的事件。这事件,为首的叛徒名叫肖惠,史称“肖惠事件”。

杜子才说,当时在他直接领导的“下线”里,有一位专门负责做青年战线工作的职业青年组组长肖惠。他毕业于国立戏剧专科学校,1945年从重庆赴大悟我军当演员。1946年入党,同年5月被派到武汉,打入三青团所属“中国现代戏社”和“青年戏社”当演员。1947年初,青年戏社解散,肖惠先后到武昌两个私立中学教书,后又到武昌“红十字会补习学校”当英语教员。杜老说,当时我党地下工作有条纪律:上级知道下级的姓名住址,但下级不应该知道上级的。因此,他对肖惠的信息了如指掌。肖惠只知道他的化名叫“杜南针”,是武汉地下市委的重要人物。肖惠对革命事业虽然热情很高,工作很勤奋,但总觉得他的作风比较飘浮,尤其喜欢夸夸其谈。当时,肖惠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专门发展青年参加,宣讲党的政策。这个本该非常保密的读书小组,却经常在中山公园的公开场合集会,旁若无人高谈阔论。杜子才曾几次提醒肖惠注意保密,但他却不当回事。事后才知道,正因为言行过于暴露,特务们早已盯上了读书小组,最终导致严重后果。

杜子才清醒地记得, 1948年6月一个周六晚上,他在武汉铁路局工作的夫人吴纨下班回家气喘吁吁地进门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单位有个女同事被捕了!” 吴纨并不知道被捕同事的身份,但杜子才一听到被捕者的名字,立刻倒抽一口凉气——她正是肖惠负责的读书小组成员,是个地下党员。本来,作为肖惠的“下线”,该被捕者不应该知道肖惠的名字和住址。但当时肖惠正在追求该女子,并把自己的姓名住址一股脑都告诉了她。此时杜子才心急如焚,“要赶紧通知肖惠!”。然而肖惠住在武昌红十字会补习学校,晚上轮渡全部停班,根本无法过江。 一整晚上,杜子才翻来覆去难以入睡,脑海里有着不祥预感。第二天一大早,杜子才和吴纨一起坐船过江,来到位于汉阳门的红十字会补习学校得知,该女子因为参加读书小组活动过于暴露,被特务跟踪逮捕,被捕后是她供出了肖惠。

  肖惠被捕叛变,对武汉地下党造成的破坏非常严重,当时共牵连14人被捕,其中有3名党员。这时,地下市委负责人曾惇安排打入汉口地方法院的我党人员设法了解被捕者供词和狱中表现。了解结果是,肖惠一开始还比较硬气,但几番受刑后就招供了。他供出杜南针(杜子才)等不少地下市委的重要人物。还带着特务到码头抓捕他们。此时 曾惇针锋相对做出部署,通知所有和肖惠有关的人员转移,并决定地下市委暂时退却,不再搞大的群众活动。在湖北地下省委代书记钱瑛安排下,杜子才和曾惇等人暂时退至香港。

1948年8月初,党组织安排杜子才和一名李姓同伴回汉。行程是先坐船到韩国,再取道大连辗转回汉。在从香港回汉过程中,杜子才再次遭遇险情。杜、李二人装扮商人,坐了7天7夜海船来到韩国仁川。没想到,在仁川坐船赴大连时,突然杀出奉命检查的韩国水警。情急之下,李将身上带的我党介绍信揉成团吞进肚里,此举引起韩国警方怀疑,于是杜、李被抓走审讯。不管警方怎么威逼动刑,他俩都一口咬定自己是正经商人。此时 我党驻韩国地下工作者也积极展开营救,对方趁机勒索要价。地下党组织终于以4万韩元赎出了杜、李二人。 当杜子才等二人历尽艰苦来到大连时,辽沈战役结束,大连已经解放。他们被留在解放区工作,直到1949年5月23日武汉解放7天后,才随南下大军回到武汉。

新中国成立后,杜子才历任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副处长、中共湖北省委暨武汉市委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湖北省暨武汉市“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分会”秘书长、“中苏友好协会”总干事、“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及上述三单位联合的党组书记、中共武汉市委机关报《武汉晚报》(1962年《长江日报》的改称,“文革”中恢复原名)副总编辑、武汉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等职。1982年到北京参加组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为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主持公司编辑部及《中国新文艺大系》编辑部工作。

杜子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马不停蹄一直在奔跑,以身许党一直听党话,坚定不移一直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干啥他就干好啥。战争年代,党要他隐蔽,他就立即消失在茫茫人海里;党要他出现,他就马上活跃在学运浪潮中;党要他转移,他打起背包就出发;当党要对他进行审查时,他襟怀坦荡,诚颜面对,无私无畏,无怨无悔。特别在那个众所周知的“火红年代”里,政治运动多,屡屡受审查,人们戏称他是个“老政治运动员”。每每受到委屈,他都能够坚定信念初心不改;屡屡惨遭冷遇,他都能够忍辱负重,大度向天。是自己的错,照单签收。对不实之词,拒绝签字。这些都彰显了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光彩照人的政治风范。

夕阳岁月—--老年教育再谱新篇

武汉市人大常委原主任李梅芳评价说,杜子才先生是一位富有成就的老有所为的资深离休干部和宣传、文教、外事工作者,是武汉老年大学主要的创始人,对老年教育理论有多视角、多层次、多形式探究和创意。他任校长18年,后期兼任武汉老年教育研究会会长,联合全国各地老年机构组建和担任了“福寿老人生活向导——银发学子基础读物丛书”顾问。杜老认为,老年大学是老年人受学习和教育的中心,他们最了解老人学习的需求和特点,也是丰富的社会人力资源。老年教育的目的在于:促进老年人综合素质继续有所发展,生活、生命质量相应有所提高,身心健康,以积极的思想、感情、态度、方式安排老年人生,参与社会发展,致力家庭幸福,社会和谐和国家兴盛,做新社会、新时代的新型老人。

武汉老年大学伴随着杜子才作词、老红军音乐家莎莱作曲的《武汉老年大学校之歌》,至今已走过34年不平凡的历程。如今,学校坚持“增长知识、丰富生活、陶冶情操、促进健康、服务社会”的办学宗旨和“为民办校、质量立校、特色兴校、文化强校”的办学目标。现已发展成为一所多学科、多层次、功能齐全、设施先进、特色鲜明的综合性老年大学名校。抚今追昔,大家都没有忘记,杜子才老校长为之付出的心血、汗水、智慧和能量。说起武汉老年大学的艰辛创建,难忘一串串令人回味无穷的故事。

初心和使命支撑着武汉老年大学的艰辛创建。1984年秋,湖北省会武汉有几位退居二线的老领导和离退休老同志怀着对“秋天”的思考和对老年教育的执着追求,率先提出依靠老年人自己的力量兴办老年大学的创意。经老领导们一致举荐,拟请杜子才担纲创建。时年64岁的杜子才像战争年代接受战斗任务一样,辞别了正在北京参与组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领导工作,于1985年1月回汉, 立即投入到创建老年大学的筹备工作中。

杜子才马不停蹄担使命,出手要抓的头一件大事就是向上级领导机关积极申请开办老年大学。1985年2月8日,湖北省老龄委根据办学申请正式批准建立武汉老年大学。杜子才面对庄重批文,怎么办?一无校舍,二无经费,三无工作人员。于是他借用汉口一所学校大门,在大门上挂了块“武汉老年大学”的牌子,又借用该校杨燕萍、电视台吕平等工作人员兼办一些具体事务,接着率领一批“老马已知黄昏近,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离退休干部,广泛联络一批热心老年公益事业的同龄人为创建老年大学充当急先锋。此时的杜子才带领他的创业团队奔走在武汉三镇的街道上,聚集在市文化俱乐部的树荫下,自掏腰包开始了老年大学的艰辛创建。当时学校下无寸土,上无片瓦,最早的招生处设在六渡桥小学里,但因桌椅太小,只好借用传达室作为学员报名注册点。将游人坐的靠背椅作为仅有的“办公室”,利用露天茶座当作校务会议的“会场”,把身上挎的手提包作为流动的“文件资料柜”。直到1985年5月底,在市有关部门帮助下,才在市文化俱乐部挤出一间约30平米房间作为学校办公室,之后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迁到滨江公园一个破旧的舞台上和市政府礼堂的阁楼里上课。对于简陋校舍的频繁变迁,许多老同志诙谐地说:“我们又要打游击战了!”确实,经过三年“游击战”,直到1988年3月才在汉口天津路一座老建筑上获得了属于自己的1000多平米的两个楼层的校舍。

满目青山,夕阳燃烧着晚霞。1985年5月6日,武汉老年大学举行了首届开学典礼,欢庆的锣鼓迎来了江城第一批“银发学子”。杜子才工作团队“秋天”的思考终于变成了现实。

责任和担当催生了武汉老年大学董事会的成立。杜子才不喝酒、不抽烟、不打牌,是个有名的“工作狂”。他最大的嗜好是读书,最大的本能是思考。从他入党那天起,他心里好像有一团火一直在燃烧,他胸中好像有满腔情一直在释放。建立武汉老年大学刚获批准,他就带领工作团队诚邀武汉地区党、政、军、民、学诸方面十几位离退休的专家、学者、教授和干部共商办学事宜。大家认为,在我国老年教育尚未纳入国家办学体系,学员主要对象是老干部来校填补知识、老教授来校换位求师、老军人来校休戌从文、老工人来校挥毫泼墨、老农民来校学技争富。面对“全纳式”学员对象,老年教育迫切需要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和携手共建。此刻,杜子才拍板发声:立即争取建立一个较有权威性的校董事会,以加强对学校的领导,促进学校的可持续健康发展。1985年3月,杜子才请时任湖北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曾任过武汉市委书记、河北省省长的李尔重老领导欣然致函时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王群和市长吴官正同志,建议由市领导牵头成立武汉老年大学董事会。市委、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及时采纳了这一建议。3月底,一个由市委书记黎智为董事长和有关老领导为副董事长,有武汉地区党政领导机关、群众团体、大专院校和企事业单位负责同志以及一些热心老年教育事业老同志参加的武汉老年大学董事会宣告成立。

武汉老年大学董事会于1985年3月30日召开第一次会议。会上正式委任杜子才为校长和其他几位副校长。会上通过了包含12条工作细则的《武汉老年大学章程》。由此,武汉老年大学得到了武汉地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社会各界大力支持,市财政局提供了必要的办学经费,市编委批准了人员编制,市教委、老龄委、老干局、人事局、工会和妇联等许多部门和组织,都根据各自业务范围给予支持,确保了学校工作的有效开展。

杜子才抓党建确保学校各项工作顺利进行。1985年9月学校建立了临时党支部。随着形势发和学校基层单位以及党员人数增多,经市直机关工委批准于1993年1月建立了机关党总支委员会 ,根据学校党员中“年长的多,年轻的少;自愿工作者多,在职位人员少;临时关系多,正式关系少”的“三多三少”特点,他们及时制定了加强学校党建工作计划,开展了许多组织活动,有效提高了党员素质,推动了学校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学校迎来首届“银发学子”毕业学员高歌唱心声。杜子才守初心、担使命,左右开弓,经过夜以继日的紧张筹备,武汉老年大学于1985年5月6日正式开学了。开学这天,春雨初晴,阳光灿烂。200多位两鬓斑白的老人,一大早就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武汉市文化俱乐部,参加武汉老年学府的首届开学典礼。次年,武汉老年大学又同样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老年大学园艺班、老年卫生保健班的首届学员,经过两个学期的学习,圆满完成学业,当他们从市领导手中接过《武汉老年大学荣誉毕业证书》时兴奋不已,激动心情溢于言表。全场400多名“银发学子”放声高唱《抗大校歌》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首批学员毕业,标志着武汉老年大学迈出了老年教育事业坚实的第一步。当时,杜子才校长在毕业庆典会上激情满怀连发三声:“这是卓有成效的第一学年”!

武汉老年大学的创建和办学实践,像滚滚春潮涌动,带动了全市分校的蓬勃兴起。1986年初春,武汉老年大学省军区分校由原武汉军区政委严政带领32位老将军和240多位老战士入学。百战英雄,老来折桂史无祷,分校长皇甫国等同志介绍,将军们遵守纪律,团结同学,敬重老师,十余年学习领域达十多个学科,在国际老年人年的庆祝活动中,严政等十几位老将军学员偕夫人登台文艺表演。10年后,老将军学生达到124位,中央军委刘华清、张万年同志题辞盛赞“将军学府”,一时传为佳话。

武汉市江汉区率先办起了第一所区级老年大学。当时的黄陂县创建了全省第一所县级老年大学。武昌车辆厂开辟了企业办校之先河。桥口区宝丰街创建了武汉市第一所街办老年学校。武汉东湖医院率先在病员中办起老年大学。部队大院的军区大学呈现出“将军白发攻书海,更铸红心唱晚酬”的学习场面。

接着,武汉《老年文汇报》在武汉老年大学创刊。武汉老年大学第一本自编教材诞生;办起书画学院。学校成立了老年社会咨询服务中心;成立了武汉老年教育研究会、老年大学诗词研究会、老战土报告团。还有“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开展大手牵小手齐步向前走;开办了老年电视课堂;成功承办了老年学习国际研究2002年(武汉)研讨会。

杜子才在武汉老年大学校长任期内先后参加了在加拿大、墨西哥、法国、马耳他、瑞士、德国、巴西等地召开的有关老年教育的国际会议,在国际论坛上他都发表了自己撰写的学术论文,有时还用英语演讲。人们称赞杜老在中国老年教育界任职期间,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颇丰,约有100多万字有关老年教育的论述先后以《中国老年教育文集》和《坚持积极老年教育观》为书名公开出版发行。在2014年,杜子才95岁高龄时,荣获了中国老年大学协会授予的《中国老年教育事业终身成就奖》,成为星光灿烂的夜空中一颗闪亮的中国“老教之星”。人们崇敬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世纪老人、网络达人、追梦潮人!

迎来新的世纪后,又是一个重阳节,武汉老年大学数百人欢聚汉口天津路政协礼堂,为80岁及其以上的师生员工祝寿,互庆互勉,其乐融融。一位老同志赋曰:正好千年菊桂香,高龄师友会重阳。沧桑历尽身犹健,苦乐备尝气更昂……

灿烂的晚霞映红了天际,燃烧激情的老人仿佛是一首优美的诗,是一曲舒缓的歌,一幅恬静的画;有人说,杜子才先生就是一部世纪历史的书,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共和国建设的见证人,他延伸着璀璨的青春神韵,展现着智慧的暮年秋色。 (方政军、周济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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