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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与《徐文长物语》背后的故事

来源于:收藏网        发布时间 2021-06-08 09:32:47

《徐文长物语》,周作人编著,桥川浚译,1943年1月日本东京出版

  话说今年2021年,乃恰逢与解缙、杨慎并称“明代三才子”之一的徐渭(1521—1593,字文长)五百年诞辰,不禁令人遥思这一代狂士的前尘往事来。

周作人题赠桥川浚诗札

徐渭1591年作《墨花》手卷

徐渭《行书七言诗》卷

  徐渭,绍兴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又号青藤老人、天池山人等。徐渭多才多艺,在诗文、戏剧、书画等各方面都独树一帜,是中国“泼墨大写意画派”创始人、“青藤画派”之鼻祖,其画能吸取前人精华而脱胎换骨,不求形似求神似,山水、人物、花鸟、竹石无所不工,以花卉最为出色,开创了一代画风,对后世画坛(如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等)影响极大;书善行草,写过大量诗文,被誉为“有明一代才人”;能操琴,谙音律;爱戏曲,所著《南词叙录》为中国第一部关于南戏的理论专著,另有杂剧《四声猿》《歌代啸》及文集传世。

  总之,如徐文长这样的才华绝代的名士,令后人追怀的,无非是如何如何的才艺双绝,如何如何的恃才傲物,却绝不会想到,在其故乡绍兴坊间乡下,却曾一度将作为民间传说的主角,为其编造的各种令人绝倒的小故事,是一个接一个,流传不绝。

  大约一百年前,徐文长的绍兴老乡周作人,也开始为之“编写”故事。当然,这里所谓的“编写”,严格说来,只是忆述,是周氏回忆其儿时乡间所听到的徐文长故事,然后再把这段回忆转述下来罢了。当时,周氏热衷于搜集民谣民歌、民间故事之类,自己家乡人的民间故事,自然又多一分珍视,多一分热情了。

  1924年7月9日、10日,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其编写的《徐文长的故事》(文章署名“朴念仁”),两期连载了八个绍兴地区流传的以徐文长为主角的小故事。周作人在开篇“小引”中称:

  “儿时听乡人讲徐文长故事,觉得颇有趣味,久想记录下来,不知怎地终于不果,现在偶遇机缘,就记忆所及,老实地写出。这些故事大抵各处都有类似的传说,或者篇篇分散,或者集合,属于一个有名的古人。英国‘市本’(Chapbook)中有《培根长老的故事》,即以 Roger Bacon为‘箭垛’,插上许多魔术故事。南京旧刻有《解学士诗》,将许多打油诗都送给解缙,随处加上本事的叙述。我希望读者如知道这类有趣味的传说,高兴时记录一点,发表出来,不但可供学者研究之用,就是给我们素人看了消遣,也是很可感谢的。”

  可见,这些故事乃大多属民间流行的“传说”,并非一本正经的“正史”,甚至于连“野史”都算不上;之所以要编写发表,一方面是为民俗学研究提供素材,一方面则纯属“有趣味”的消遣而已。然而,就在两期连载之后,周作人又发表声明,算是对某些读者批评的回应,郑重宣称:

  “有些道学家及教育家或者要对我‘蹙頞’,以为这些故事都很粗俗,而且有地方又有点不雅。这个批评未必是不中肯綮,不过我的意思是在‘正经地’介绍老百姓的笑话,我不好替他们代为‘斧政’。他们的粗俗不雅至少还是壮健的,与早熟或老衰的那种病的佻荡不同——他们的是所谓拉勃来派的(Rabelaisian),这是我所以觉得还有价值的地方。”

  原来,因为《徐文长的故事》纯属民间俗语体裁,故事主题与行文皆有不够“雅驯”、不那么“正经”之处,招致了某些读者的批评。周作人在发表声明之后,连载也就此中断。在此之后,周氏似乎也并未续加编写,在其后来出版结集的各类文集中,也未见相关文章发表。就目前已知的相关文献来考察,《徐文长的故事》之编写,似乎就此终结。

  殊不知,笔者后来偶然获见1943年1月在日本东京编译出版的《徐文长物语》,却表明周作人在首次发表《徐文长的故事》之后的近二十年间,并未放弃编写,而是将原有的八个故事扩充至八十个故事之多。这多出的七十二个故事,应当属于未编入各类周氏文集选集中的“集外文”,属后世读者难得一见的“佚文”。在该书目录页之前,还附印有一页周作人题赠编译者日人桥川浚(号“羽皋散人”)的诗札,诗云:

  柳桥无复清泠水,梅市空余暗淡山。唯有南街田水月,口碑长在里人间。

  辛巳腊八日为羽皋散人题《徐文长物语》 。知堂(钤印:知堂五十五岁后所作)

  周作人题诗内容及落款“辛巳腊八日”(即1942年1月24日),与据周作人手稿编印的《知堂杂诗抄》(郑子瑜藏稿,岳麓书社1987年初版)中所辑此诗作的文本细节,还略有差异。

  《知堂杂诗抄》中“南街”作“城东”,落款为“三十一年一月五日”(即1942年1月5日),当为周作人抄留底稿时误记所致。周氏这一题诗及《徐文长物语》出版细节,在《周作人年谱》(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初版)中未曾提及,如今应当作为其文学生涯的事迹予以补入。

  从周作人为编译者郑重题诗,到《徐文长物语》最终在日本东京出版,时隔不到一年,总算是成功圆满。这部印制考究的中日双语对照出版物,硬纸烫金精装加外护封(外护封印有北京城墙与白塔及金石古文,硬纸封面上则烫金压印故宫石狮纹样),在当时的中日两国书店里,应当都是非常时尚的文学畅销书。

  据笔者所见,该书在中国出售时,曾于封底贴有代销商签条,上海内山书店就曾经代销过。遥想当年在中国报纸上连载两期即遭中断的《徐文长故事》,此刻化身《徐文长物语》于异邦华丽登场,不禁令当时与后世读者都莫名感慨。

  如此鲜明的“反转”,恐怕不仅仅是有周作人自己坚持的某种文学志趣与启蒙旨趣在里边,更重要的因素乃是当时已然“落水”、已经出任沦陷区伪职多种的周作人本身,业已成为日伪势力利用的文化旗帜,要发表文章与出版文集,双语编译与版权输出,都已不在话下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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